连日来，经国家发展改革委13天4次出手“打铁”，叠加近期铁矿石港口库存开始累库、第4季度末矿山企业发运冲量显现等因素，铁矿石价格上涨态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。与此同时，一些受到监管部门“面见”的相关方也引起广泛关注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11月24日消息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会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组织主要港口企业召开会议，了解港口铁矿石库存、堆存装卸收费等有关情况，研究加强港口铁矿石监管。

        据市场机构最新统计，12月5日，中国47港铁矿石库存总量达12272.94万吨，环比增加320万吨。按2023年10月份我国生铁日产223.19万吨计算，1.2亿吨铁矿石足够我国钢厂生产约34天，超过钢厂铁矿石平均库存周期。如此高的港口铁矿石库存本可以很好发挥“蓄水池”的作用，但《中国冶金报》记者在撰写上篇观察报道《“打铁”还需自身硬》（见2023年11月23日《中国冶金报》）时发现，这超亿吨的庞大库存非但没有发挥平抑价格的作用，反而极易成为推波涨价的藉口。那么，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？如何使其真正发挥“蓄水池”作用？《中国冶金报》记者近日与多方业内人士沟通交流，试图揭开超亿吨港口铁矿石库存的神秘面纱。

        历史与现实共振，超亿吨港口铁矿石库存“非一日之功”

        目前，铁矿石港口库存货主大体包含钢铁企业、贸易商、矿山三类。铁矿石港口库存从21世纪初的几千万吨一度跃升至2018年、2022年的超1.6亿吨，再到目前的常态超亿吨水平，业内人士认为，其中受到一些关键因素的影响。从历史的角度考虑，一是钢铁产量增加，拉高铁矿石对外依存度。1996年，中国粗钢年产量突破1亿吨（1.0124亿吨）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，彼时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不到10%。此后，中国钢铁产量步入快速增长通道，对进口铁矿石的依存度日渐增长。2003年，中国钢铁开始进行长协谈判，这个阶段的港口库存以临时堆存的长协矿为主，较少对市场价格形成扰动。但由于需求量的增加，港口库存也在波动上升。二是长协年度谈判失败，贸易模式发生转变。2010年是个重要转折点。这一年，铁矿石长协谈判机制崩溃，转而采用季度定价、指数定价模式，现货贸易的规模、比例逐渐攀升，有了更多市场主体参与铁矿石贸易，港口多出很多贸易商的现货库存，进而拉高了港口的铁矿石库存量。据市场机构统计的全国45个港口进口铁矿石库存数据（11月24日），贸易矿量（指货主为贸易商的铁矿石物理库存总量）占比已达1/2。从现实的角度看，港口之间竞争激烈，迫切需要提高经济效益，催生更多混矿。当前，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，港口产业也面临转型升级，局部地区港口已经出现产能过剩，同时，叠加此前疫情封控等因素影响，改善经营局面的需求尤为迫切。近年来，中国港口与国际矿山企业开展铁矿石混矿业务加速发展。据统计，目前中国港口混配矿能力超过1.6亿吨。这些混配矿也成为港口铁矿石库存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整体来看，受历史和现实双重作用，港口库存日益“膨胀”，其中增量主要来源于进口矿。而伴随着模式更替、主体多元而来的，还有其中不可捉摸的“暗箱”。
 
        变“国际贸易”为“国内贸易”，港口混矿成为挺价“桥头堡”

        近年来，在铁矿石发生异常波动时，港口企业也成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约谈对象。据业内人士对比分析，2022年2月23日、2023年11月24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两次约谈港口企业，其约谈的重点内容有所不同，2022年的重点意在引导贸易商释放库存（库存约1.6亿吨），而今年则剑指港口企业的自律与监管问题（库存约1.1亿吨）。虽然亿吨级的港口铁矿石库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蓄水池作用，但囿于参与各方利益诉求的不同，导致该作用并未充分发挥，无法在一轮又一轮铁矿石价格波动中发挥调节作用。2022年1月份，三部委联合印发的《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下称《意见》）提出“鼓励企业开展港口混矿业务，增加港口库存”，目的是“发挥港口库存对资源保障的缓冲作用”。但是，显然，这种缓冲作用没有发挥出来。不论库存高位还是低位，价格上涨都可能发生。这种情况如何理解？在与《中国冶金报》记者交流过程中，专家们都不免用一句“很复杂”来形容当前的港口铁矿石库存情况。“复杂”主要源于参与主体多元导致的难以统计的黑箱问题。举例而言，某贸易商是诸多南非矿的代理，铁矿石在落地前已经售卖，其放置在港口的铁矿石属于贸易商还是钢厂？钢厂既有长协矿，也会相机购买现货矿，这部分港口库存如何统计？等等。因为含混不清，所以为伺机操作留下了空间。同时，海外矿山主导的港口混矿也备受质疑。一位从事铁矿石贸易的业内人士认为，有时候，供应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，会刻意制造稀缺。尤其是海外矿山主导的港口混矿，变“国际贸易”为“国内贸易”，虽然确实靠近了市场，但也为操控流动性，制造稀缺带来了便利。众所周知，钢厂高炉大型化进一步催生了对高品位铁矿石的强烈需求。港口混矿本意在于靠近市场、增加库存，成为资源保障的缓冲区，然而，被四大矿山控制了港口混矿能力却显然违背了这份政策的“初衷”。一位在钢企长期从事铁矿石研究的专家表示，港口混矿的初衷是将到港的货物都当作增加的资源，以防出现战争或制裁等情况时，保障铁矿石供应。但就目前而言，港口混矿仅仅能让矿山企业价值最大化，因为混矿产品带来的利润要高于单独售卖，但却对钢厂降本没有帮助，反而增加了环保压力。一位从事铁矿石贸易的人士表示，港口混矿相当于四大矿山将原本“远在天边”的矿山通过“乾坤大挪移”放到了中国的港口，使得其在中国市场的主动权进一步增强。一方面，海外矿将不会存在落地问题，也减小了海运等风险，能够更好地把控供应节奏，“从容不迫”地影响现货市场上某些特定品种的流通性，市场竞争力、垄断性进一步增强。另一方面，港口混矿机构更方便成为情报机构，能够轻而易举“透视”中国港口的储量、疏港量等信息，为其国内的现货贸易公司挺价提供渠道。那么，参与混矿协议的港口企业，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？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国内港口公司为开拓混矿业务，在与国外矿山签署的协议中给予相关企业堆存期延长，甚至无限期免堆存费的优惠。这意味着，原先争取“在到港之前卖出去”的约束将不复存在，解决了海外矿山在港口堆存的后顾之忧。业内专家告诉《中国冶金报》记者，我国各港口主动吸纳铁矿石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，一是港口有大量的空置土地，而铁矿石本身储存门槛低；二是铁矿石是大宗商品中数量规模较大的品种，港口通过赚取卸港费、安保费、超期卸港费等，一般在每吨40元~60元，可为其创造可观收益。综上可以看出，港口库存是把“双刃剑”，舞得好，便是“蓄水池”；舞得不好，便会沦为挺价的“桥头堡”。
 
        回归本位，港口库存“蓄水池”亟待建强垒实

        常年超亿吨的港口铁矿石库存怎么才能充分发挥“蓄水池”的作用呢？首先，钢铁产业链上的任何一环均不可有失，相关部门应推动港口企业尽显作为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“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”；在11月17日举行的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，总书记又提出“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”。国家发展改革委此轮“打铁”的一个重要的意义，便在于再次将钢铁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“港口”引到了公众面前，也启示我们，维护钢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需要各方共谋，方能共赢。而达成这一合作，需要政府之手在其中发挥有力作用。近年来，港口能力的结构性过剩已经引起有关部门重视，省级层面的整合已经启动，希望政府监管部门切实将港口企业纳入钢铁产业链统筹布局、整体规划，推动港口资源配置最优化。其次，让港口混矿回归本位，细化建设要求与管理规则。港口混矿作为《意见》中鼓励的方向，初衷是通过增加港口库存，发挥其“蓄水池”的作用，同时为钢铁生产提供原料便利，但参与的主体十分关键、对港口混矿运行监管也十分关键。不少业内人士建议，政府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对《意见》进一步细化，明确可操作性的要求，确保港口混矿发挥应有的作用，如规范港口及贸易商管理的相关办法，研究大幅缩短贸易企业铁矿石免费堆存期、提高港口囤积成本，防范过度囤积；制定相关优惠政策，逐步引导国内矿山企业等加入到“港口混矿”的合作模式中，扭转现有以四大矿主导的贸易模式。最后，“手中有矿”方能“心里不慌”，“基石计划”需要加速落地。《意见》中提出的“建立铁矿产能储备和矿产地储备制度”，其实与“基石计划”一脉相承，均旨在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。“基石计划”提出用2个~3个“五年计划”时间，切实改变我国铁资源来源构成，从根本上解决钢铁产业链资源短板问题。当前，要力争实现第一个目标：到2025年，实现国内矿产量、废钢消耗量和海外权益矿分别达到3.7亿吨、3亿吨和2.2亿吨。据统计，“基石计划”实施后国内重点铁矿项目中已开工10多项，新增铁精矿产能约5000万吨。我们期待通过两类实施主体和两级推进主体联动机制，将这一计划深入扎实推进，切实构建起与钢铁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原料供给体系，提高资源保障能力，赢得市场主动权。产业链供应链上任何一个关键环节的短板，都可能经过产业链的放大效应成为整体的短板，影响深远。为此，监管部门、矿山企业、钢铁企业、港口企业、贸易企业、下游用钢企业、行业协会等产业链各方，急需从资源安全保障的高度携手发力，在资源勘探开发、港口库存监管、海运能力建设、定价机制完善、财税政策支持等方面积极作为，构筑合作共赢的矿产供应链可持续生态。